200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以好莱坞摄制的传记片《弗里达》作为开幕影片，将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1907——1954）定格为一道永恒的风景。对于美术圈中的人士来讲，弗里达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普通公众也许只能通过这本传记《弗里达》来明白她在百年之后还会被好莱坞看中的原因，并且有可能真正走进一个画家、一个奇女子的世界。这是一位自传型画家，她的全部艺术成就或许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她的迷人的女性气质，她的曲折多姿的生活，还有凝结着她的敏锐直观的生命体验的诸多画作。
 

弗里达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喜欢追求“惊奇和特殊”，会穿着华丽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戴着绚丽的头饰与耳环走街过市，毫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她是美丽的，甚至“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上唇还微微有些胡子，这都是她最著名的特征。她纤小而热烈，有众多有名的男女情人和仰慕者，曾经一度和托洛茨基是极亲密的朋友，接受过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占据主宰的，还是她的丈夫——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迪戈·里维拉。“他们的每一次冒险，他们的爱、争吵及离婚、复婚”，都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然而，与她的爱情事件始终纠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几近于惨不忍睹的健康状况。18岁那年，一场意外的车祸使弗里达多处骨折，最可怕的是一根铁条从腹部刺入她的体内，几乎刺穿了她的身体。此后，弗里达奇迹般地逃出死亡然而她再也没有逃开病床和病痛的折磨。她一生至少经历了32次手术。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惟因如此，她的许多画作都是在病床上完成的。也许正是时刻近在咫尺的死亡和病床上的无助，使她产生了通过绘画表达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需要。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画作的细节，“让想象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病痛与死亡的巨大阴影遮蔽着她，但她用她的画笔，使得它们反而成了她的猎物。她一生创作了大约两百件作品，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画像。她的画传承了纯正质朴的印第安民族文化的血统，发挥了墨西哥民族独特的“生”与“死”的主题。
 

对于一个墨西哥人来说，死亡意味着一种创造。他们用骷髅头来装饰房屋，在死人节吃骷髅型的面包，爱听表现死的快乐的歌曲和笑话。对于弗里达来说，死亡的追逐是她的创作之源。画作的主人公多是她自己，不厌倦地描绘的是漠视死亡的神情。无论是被钢丝石膏支撑着的奄奄一息的病体、被谋杀的女人、与死神为伴的冷酷，还是家族的血缘传承、“生”在“死”中诞生、血脉相通的爱情……弗里达把想象中存在的意象冷静地组接在画面中，这些形象因其细节的真实性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和紧张感。在如此强烈的观感中还有一种原生的特质，蕴涵着“文明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力量和勇气。也许是因为这种传达观念的特质，一些超现实主义画家把她归入自己的流派。但弗里达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但我不是。我从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作为一个常常卧床的病人，在潜意识里历险的确是她的“主要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墨西哥人，弗里达的视野与她的欧洲同行也大不相同：“墨西哥有自己的文化承传，有自己的神话和魔幻，因此就不需要来自国外的幻想。对下意识真实的自觉探索也许使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从理性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呆板中解放出来，而在墨西哥，现实和梦想被视作是混杂在一起的，奇迹被认为是日常发生的。”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评价弗里达的艺术：她把“印第安神话与她的个人神话，墨西哥民族的历史和她个人的现实全部融进她那色彩斑斓的颜料中”。
 

弗里达47岁时逝世。度过了短暂而又激烈的一生后，她的最后遗言是：“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我希望永不再来。”她终于可以在死亡中获得平静。回顾这一段艺术与人生之路，会使人想起翟永明《母亲》中的诗句：“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
 

弗里达&卡罗我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这位墨西哥女画家，“折翼的天使”在生命中最后一年才举办了首次个展。那时她已一身伤残，躺在一张五彩斑斓的大床上被抬进画廊。她粲然一笑：“请注意，这具尸体还活着。”她的周围簇拥着无数的崇拜者当然，这是威尼斯开幕片《弗里达》里的情景，远不能概括真实的弗里达一生的风光与苦痛。

声明：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敬请告知。